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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通投标罪深度研究报告

来源:同道刑辩团队    作者:张爱斌律师   时间:    浏览量:

研究时点:2026年10月23日用途:刑事辩护办案与知识储备(实务导向)
核对说明:本报告关键条文与数字均核对规范全文或权威全文转载,并逐项标注来源。无法核对原文的,明确标注"未核对原文";查无明文的,如实说明。一处先行提示:现行串通投标立案标准不在《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第六十八条。

核心结论摘要
 
1.立案标准: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八条,共六种情形,任一满足即可立案:(一)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二)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三)中标项目金额400万元以上;(四)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五)二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串通投标;(六)其他情节严重情形。较2010年旧标准,违法所得(10万→20万)、中标项目金额(200万→400万)两档上调,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未变。
2.最常用的入罪通道是"中标项目金额400万元":该项不要求证明损失或获利,数额以中标通知书、合同金额认定,辩护的数额之争主要围绕多项目是否累计、未中标项目如何处理展开。
3."情节严重"是本罪唯一的程度门槛,本罪只有一个量刑档(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无加重档。数额再大,本罪刑期上限仍为三年;案件总刑期主要由并罚的受贿、行贿、诈骗等伴随罪名决定。
4.无全国统一的量刑数额细则,罚金无法定计算公式。经检索,两高《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21年)未涵盖本罪;罚金个案差异极大(公开案例从1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同类判决援引是罚金辩护的主要方法。
5.三大实务争议:其一,数额口径—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无定论(差额说、成本说、鉴定说并存),违法所得的范围(仅串通对价,还是中标后的全部经营利润)分歧明显;其二,陪标方地位—北京高院2026年典型案例明确职业陪标系"必要共犯,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冲击"陪标即从犯"的常规抗辩;其三,电子数据推定—《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视为串通投标"系行政法上的推定,刑事定罪仍须证明主观合意,单一技术指标(同一IP、机器码一致等)不足以定案。

6.政策面重大变化:2026年6月23日,《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串通投标行政罚款拟由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十提高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并对责任人员增设年限直至终身禁业。草案尚未通过,不影响现行案件适用现行法,但将显著改变行刑反向衔接后当事人的行政责任量级。

一、罪名概览与规范沿革
 
1.1刑法条文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罪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两款的文本差异值得注意:第一款明文要求"情节严重",第二款未写"情节严重",仅表述为"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通说与实务一致认为,第二款同样以情节严重为入罪门槛,立案追诉标准对两款行为一体适用;第二款中的"损害……合法利益"应理解为对情节严重的提示性表述,而非独立的入罪条件。辩护中如遇以第二款行为立案但明显未达追诉标准数额、手段等情形的案件,此点是首要审查项。
1.2规范沿革主要节点
•1997年:《刑法》修订设立串通投标罪(第二百二十三条),本罪入刑。
•1999年:《招标投标法》通过(2000年1月1日施行),第五十三条设定串通投标的行政责任并与刑事责任衔接。
•2002年:《政府采购法》通过(2003年1月1日施行),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七条分别规定采购人、代理机构与供应商恶意串通的法律责任,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领域的串通行为形成独立的行政责任体系。
•2010年:最高检、公安部《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第七十六条首次以专门条文明确本罪立案标准(条文细节未核对原文,据公开转述: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中标项目金额2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
•2011年:《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公布(2012年2月1日施行),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系统列举"属于串通""视为串通""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的情形,第六十七条设定行刑衔接与行政"情节严重"标准。
•2015年:《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施行(2015年3月1日),第七十四条列举七种"恶意串通"情形。
•2022年:新《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施行(2022年5月15日),串通投标标准移至第六十八条,两档数额上调,2010年规定(二)同时废止。
•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第16号令)自2024年5月1日施行。
•2026年:6月23日,《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系两法实施二十余年来首次同步大修(详见本报告第十二部分)。
1.3行政—刑事衔接的双轨结构
本罪的行政前置规范呈双轨制,办案时须先判断项目属性:
工程建设项目轨道(《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招标投标法》全文)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进一步明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第五十三条处罚;投标人未中标的,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法定比例计算;行政"情节严重"(取消一至二年投标资格)的情形包括:(一)以行贿谋取中标;(二)3年内2次以上串通投标;(三)串通投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四)其他情节严重行为。处罚期满起3年内再犯或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注意:行政"情节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线是30万元,低于刑事立案的50万元,两条线不可混用。
政府采购轨道(《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处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标、成交无效。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供应商恶意串通的,依第七十二条追究责任。何谓"恶意串通",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列举七种情形(来源:新华网授权发布的条例全文)。
两个轨道在刑事层面汇合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无论工程建设项目还是政府采购项目,串通行为达到追诉标准的,均以本罪论处。项目属性影响的是行政责任的计算基数(中标项目金额/采购金额)与资格罚期间,辩护中涉及行刑反向衔接预期时须区分。
二、现行立案追诉标准
 
2.1条文原文(逐字核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4月6日发布,2022年5月15日施行)第六十八条〔串通投标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二)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三)中标项目金额在四百万元以上的;(四)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五)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二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串通投标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来源: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转载的最高检、公安部通知全文PDF,本研究已通读全文核对)

同规定附则中与本罪相关的四条:第八十一条,"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是指接近上述数额标准且已达到该数额的80%以上;第八十二条,对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予立案追诉;第八十三条,本规定中的立案追诉标准适用于相应的单位犯罪;第八十四条,"以上"包括本数。第八十五条规定本规定自2022年5月15日起施行,《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等同时废止。
2.2新旧标准对照
 

立案情形 2010年旧标准(第七十六条) 2022年现行标准(第六十八条)
直接经济损失 5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上(未变)
违法所得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上
中标项目金额 200万元以上 400万元以上
非法手段(威胁、欺骗、贿赂等) 有 有
二年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再犯 有 有
其他情节严重情形 有 有
 
 
注:旧标准一列据多家律所文章与学术论文转述,数字多源一致,但本研究未取得2010年原文逐字核对,引用时请注意。
2.3适用要点
1.六项系选择关系,任一满足即可立案,不要求叠加。实务中第(三)项"中标项目金额400万元"使用频率最高—只要串通行为指向的项目中标金额达400万元,即不问损失、获利。
2.第(四)项"等非法手段"的"等"字引发争议:是等内(限于与威胁、欺骗、贿赂相当的手段)还是等外(一切非法手段)?福建建瓯茶山案中,行为人在开标现场以言语威胁其他投标人并支付陪标费,中标价仅35.5万元,即依本项入罪(见第十一部分)。辩护上,对仅有一般性请托、信息沟通而被归入"非法手段"的案件,应主张按同类解释限缩。
3.第(五)项再犯通道要求前置处罚系"因串通投标"所受行政处罚,且在二年内达二次以上;与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行政"情节严重"的"3年内2次以上"标准不同,两者不可互替。

4.80%接近规则(第八十一条):数额达到标准80%以上且"接近"的,可按"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处理,实务中主要与第(五)(六)项结合适用。辩方应注意:该条是对"虽未达到"表述的解释,不意味着数额达80%即自动立案,仍须结合再犯或"其他情节严重"的具体事实。
5.行为时点与标准适用:2022年5月15日前实施、其后被查处的串通行为,立案标准适用从旧兼从轻的一般原理处理,新标准数额更高(对行为人更有利)时,应主张适用新标准审查立案与追诉的正当性,此点在存量案件(专项治理倒查案件)中尤为重要。
三、构成要件解析
 
3.1客体与行为类型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招标投标市场的竞争秩序及招标人、其他投标人的合法利益。行为类型有二: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第一款)。条文表述限于"串通投标报价",但实务认定不限于报价协商。《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将"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列举为五种情形:
(一)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二)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三)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四)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五)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刑事认定通常参照该列举展开。
•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第二款)。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列举六种情形: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泄露信息;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明示或暗示压低、抬高报价;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明示或暗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其他串通行为。"量身定做"招标条件、修改技术参数使特定投标人独占优势,即属此类的典型样态。
3.2是否限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实务采否定说
这是本罪适用范围的核心争议。学理上有肯定说(本罪以招标投标法上的法定招标程序为前提)与否定说之争。公开裁判与典型案例显示,实务采否定说:凡当事人采用招标方式采购、形成竞争性投标结构的,均可构成本罪,不以属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为限。支撑例证:福建建瓯案中,招标标的为村集体茶山经营管理权(集体资产发包招标),中标价35.5万元,仍以本罪定罪;公开

报道中亦有民营企业内部自主招标项目(报价400余万元)以本罪查处的实例。政府采购项目(非工程建设)同理可入罪。
但否定说不等于无限扩张。辩护保留空间在于:未形成真正招标程序、仅为一般性比价、议价、邀约谈判的商务安排,不存在"投标报价"结构与投标人身份的,不应入罪;招标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实质上无竞争性的(如投标人不足三家仍强行开标),串通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应作实质审查。
3.3主体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法人、其他组织与个人。自然人以个人名义投标、个体工商户投标均可成为主体。
•招标人:第二款的"招标人"在实践中多为单位,个人责任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单位犯罪双罚(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二是招标人单位的负责人、经办人直接以本罪论处。湖南新宁县某医院院长李某琼案即为后者—其利用院长职务量身定制参数、组织围标,与受贿、诈骗数罪并罚。
•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人员:可以独立成为本罪主体。规范依据在于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业务,应当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关于招标人的规定;北京高院2026年典型案例(金某、周某案)明确:招标代理机构员工受招标人指示,在投标人资格条件、技术参数上协助串通,代理费分别达20余万元、6万余元,二人以本罪判处缓刑。辩护注意:代理人员"受指示行事"的地位论证在该案中体现为从宽结果(缓刑),而非出罪事由。
•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专家):一般不单独构成本罪主体。其收受财物、违规打分,多以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评价;与投标人事先通谋、共同操纵评标结果的,存在以本罪共犯论处的空间,个案处理不一,须结合其在串通合意中的具体作用审查,不能仅因"打了高分"即认定共犯。
•出借资质方、陪标方:属共犯评价范畴,见第七部分。
 
3.4主观方面与"情节严重"的定位
主观上须为直接故意,且行为人之间须有意思联络(合意)—这是本罪与"平行行为"的分界线。投标人之间报价接近、策略相似,若无合意证据,仅属市场巧合或跟随行为,不构成本罪。合

意可以明示(协议、口头约定)或默示(长期轮流中标模式、统一行动),但默示合意的认定必须有客观行为印证,不能仅凭结果倒推。
"情节严重"在体系上兼具构成要件要素与入罪门槛双重属性,其实务功能已由立案标准第六十八条具体化为数额、手段、再犯三类指标。学理与实务均强调:情节判断应"先定性、再定量",防止仅凭中标金额机械入罪—例如中标金额虽达400万元,但行为人仅系被动参与、无分赃、无损害后果的案件,仍有以"其他情节"反向论证未达情节严重的空间(主要用于争取相对不起诉与缓刑,而非立案层面的出罪)。
四、实务形态与定性界限
 
4.1典型形态
1.围标:中标意向人组织多家投标人陪标,统一制作标书、统一缴纳保证金、协商报价梯度,营造虚假竞争。职业化围标已发展出"全流程服务"模式:租借资质、制作标书、组织投标、安排中标后分赃,由专门的咨询公司或中介操盘(2026年山东德州案即属此类,涉案金额3.7亿余元)。
2.陪标:应邀充当陪衬投标,收取陪标费或人情往来,报价明显无竞争力或故意废标。
3.轮流中标(轮流坐庄):固定圈子内按约定顺序轮流中标,单次行为看似正常,须以跨项目的长期模式证据认定合意。
4.借用、挂靠资质投标:本身对应《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以他人名义投标",属弄虚作假(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但当借用多家资质系为凑足投标人数量、实施围标时,行为整体进入串通投标评价,即实务所谓"区分点在'借'之外有没有'串'"。
5.买卖标书、卖标:中标人将中标资格转让他人并收取"标费"(云南富宁袁某、赵某案卖标费达400万元),或投标人之间买卖投标文件、投标名额。卖标行为与串通的事前合意结合时以本罪论处;单纯中标后转让项目的,另有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的行政责任,刑事上多与本罪或合同诈骗竞合审查。
6.明招暗定、量身定做:招标人事先内定中标人,通过设置排他性资格条件、技术参数、加分项(如特定区域业绩、特定品牌参数)使内定者独占优势,再走形式招标程序。属第二款"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的典型形态,常与受贿相伴。

7.操纵评标环节:收买、授意评标专家违规打分,泄露评标信息,甚至侵入评标系统修改评分(最高法典型案例中有通过修改评委评分账户数据操纵结果的案件)。
8.政府采购领域的恶意串通:从采购人、代理机构处获取其他供应商信息后修改投标文件、按授意撤换文件、协商报价、事先约定中标人等(《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七种情形)。
4.2与合法行为的界限
•联合体投标:合法。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允许两个以上法人或其他组织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但须在资格预审前组成、签订共同投标协议、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参加其他联合体。联合体成员之间就报价、分工的协商是共同投标的内在要求,不属"串通";但联合体与联合体外投标人再行串通,或以联合体为掩护组织围标的,仍以本罪论处。
•同一集团、关联企业分别投标: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违反的投标无效—这是行政与程序层面的处理。刑事层面仍须证明存在串通报价的合意;仅因关联关系投标无效,不当然构罪。反之,关联企业按集团、协会、商会组织要求协同投标的,属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项明示的串通情形。
•分包意向、战略合作、投标咨询:投标人事先达成分包意向、委托同一咨询机构编制标书、共用办公场所或代理记账等,本身不等于串通;但"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恰是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视为串通"的情形(二者界限见第八部分证据分析)。区分关键在于:咨询、代办的外观之下,报价等实质性内容是否由各投标人独立决策。
•投标人之间的正常信息交流:行业展会、技术交流、同行询价属正常商务活动;一旦交流内容进入具体项目的报价、中标安排,即越界。
五、数额与结果认定争议
 
5.1中标项目金额
•认定依据:一般以中标通知书载明金额、其后签订的合同金额或招标文件载明的项目金额认定;三者不一致时,实务多以中标金额为准,合同金额因后续变更、增减工程量而偏离中标金额的,不影响既遂数额认定。

•多项目累计:行为人系列串通多个项目的,实务倾向累计计算。北京高院甲公司案中,单次中标4亿余元、系列串通中标达20亿余元,即按系列行为整体评价。辩护审查点:各项目之间是否属同一合意、同一行为整体;独立合意的零星行为不应简单累计后一次性跨越立案线,应争取逐项评价、分别判断是否达标。
•未中标时的处理:第(三)项通道以"中标项目金额"为指标,未中标即无中标金额,该通道落空,此时应转向第(一)(二)(四)(五)项审查。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为未中标者设定的罚款计算规则(按招标项目合同金额计罚)是行政规则,不能反向移植为刑事上以忖拟中标金额忖充抵中标金额—若控方以招标项目总金额主张第(三)项达标,辩方应坚持文义:未中标者无"中标项目金额"。此点在投标阶段案发(开标前被查获)的案件中是核心辩点。
•中标后废标、合同未履行、项目烂尾:不影响中标金额的认定,但在量刑与"情节"综合评价中可作从宽素材。
5.2违法所得
立案线20万元。口径争议集中在范围:
•串通对价说:违法所得限于串通行为的直接对价—陪标费、卖标费、出借资质费、串通"服务费"、组织者抽取的"管理费"。口径清晰,与行为的违法性直接对应。
•中标利润说:中标人因串通中标所获全部经营利润均属违法所得。此说在中标人一方适用时金额巨大,且把正常施工、供货的对价性收入全额计入,与利润的实际构成(成本、税费、正常经营贡献)相悖,实务采纳者渐少,但仍有以审计利润全额认定的个案。
•折中处理:以串通对价为原则,中标人另行向招标人、评委支付的行贿款不计入违法所得(属犯罪成本与另罪评价对象);中标后将项目整体转卖的转让费(卖标费)属典型的串通对价,应全额计入。
辩护要点:要求控方明确违法所得的构成清单与计算过程;对以利润说认定的,申请以司法会计鉴定区分串通对价与正常经营利润,并主张行贿支出、已缴税费在量刑退缴环节的处理。
5.3直接经济损失
立案线50万元,亦是三项数额中最难认定的一项,学理与实务均无定论,主要有三说:

1.差额说:串通中标价与正常竞争下应然中标价之间的差额。其困境在于自由竞标的价格无法还原
—正常竞争的中标价是假设性事实,不同假设(次低价、平均价、成本价)结论差异巨大。
2.成本说:以招标人、其他投标人因串通行为实际多支出或白支出的成本计,包括重新招标费用、评标费用、投标文件编制费、保证金资金占用损失、工期延误损失等。此说可验证性强,但各项是否计入分歧仍大(如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成本是否属于"直接"损失,实务多持否定或谨慎态度)。
3.鉴定(审计)说:径以司法会计鉴定或审计报告认定的损失为准。此说在实践中最常见,风险在于鉴定检材与假设前提(如以拦标价、预算价为基准推算差额)未经充分质证即被采信。
辩护要点:直接经济损失须"直接"且"实际发生",预期利润、假设差额原则上不计入;对鉴定意见应审查其基准价格选取与计算方法,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或聘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另注意责任归属:损失系招标人内应人员与投标人共同造成时,在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之间的分担与连带认定影响个人量刑,不能简单以全额损失压给从犯地位者。
5.4未中标、未造成损失时的整体处理
第(三)(四)项通道的独立性决定了:未中标、无损失不当然出罪。但在此类案件中,行为的社会危害主要停留在秩序层面,辩护应主攻三点:(一)数额通道逐项拆解,防止以推定金额凑线;(二)未遂与情节轻微—依附则第八十二条,未遂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才立案,投标阶段被查获、无任何结果发生的案件可主张无追诉必要;(三)即使构罪,此类案件是相对不起诉与缓刑的典型适用场景(见第九部分)。
六、罪数与竞合
 
本罪的实务重心一半在罪数:串通投标极少单独出现,常与贿赂、造假、诈骗行为交织,且实务主流立场是数罪并罚而非牵连犯择一重处,预期管理上必须向当事人讲清:本罪的三年上限不是案件的总刑期。
6.1与行贿、受贿:数罪并罚为常态
•投标人一方:串通投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云南富宁袁某、赵某案,袁某以串通投标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

•招标人一方:串通投标+受贿—湖南李某琼案,串通投标、受贿(891万余元)、诈骗(844万余元)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北京常某某案,招标人一方的国家工作人员透露信息、修改参数助人中标7亿余元,另收受贿赂700余万元,亦以串通投标与受贿并罚。
•辩护注意:贿赂行为同时是串通投标立案标准第(四)项"贿赂等非法手段"的评价内容时,应防止同一行贿事实在两罪之间重复评价—本罪以"非法手段"入罪又以行贿罪并罚的,量刑时应主张在行贿罪或本罪一侧作重复评价扣减;反之,若本罪系依数额通道入罪,行贿独立成罪并罚的正当性较强。
6.2与诈骗、合同诈骗:界限在忖非法占有目的+处分行为忖
串通中标本身一般不构成诈骗:招标人确认中标结果并非基于对财产处分的错误认识,中标人其后正常履约、取得工程款有对价基础。但下列情形可另构成(合同)诈骗并罚:虚构资质、伪造业绩骗取中标后骗取预付款、进度款且无履约诚意或肆意处置款项;或在中标之外另行虚构事实骗取招标人财物(李某琼案中的诈骗罪即属此类独立诈骗事实)。辩护审查点:中标后实际进场施工、投入成本的,应坚决阻却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防止控方以"资质造假"直接平移推导诈骗。
6.3与强迫交易:威胁行为的评价归属
以暴力、威胁迫使他人放弃投标、放弃中标或退出竞争,本可同时触犯强迫交易罪。建瓯茶山案的处理路径是将现场威胁行为作为串通投标立案标准第(四)项"非法手段"评价,未另定强迫交易罪。两种处理并存的现状下,辩护立场应统一:同一威胁行为已在本罪中作为入罪要素评价的,不得再以强迫交易罪重复并罚;控方并罚的,应主张吸收或重复评价禁止。反之,暴力胁迫已成规模、独立成案(如强揽工程团伙)的,强迫交易(乃至涉黑涉恶)评价难以避免,辩护重心应转向行为归属与参与程度。
6.4与伪造印章、证件类犯罪:并罚
为虚假投标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公司印章、身份证件、社保单据的,天津王某案以串通投标与伪造类犯罪数罪并罚(中标金额846万余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此类伪造多为手段行为,但因法益独立(国家机关、公司印章管理秩序),实务并罚居多;辩护可争取在总和刑期与决定执行刑上体现手段—目的关系。

6.5与非法经营:原则上不成立
买卖资质、倒卖标书、组织围标牟利,并无对应的行政许可经营目录将其纳入非法经营罪的"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或限制买卖物品"等类型,实务亦趋谨慎,一般以串通投标罪(含共犯)评价组织者,不宜口袋化套用非法经营罪。辩方遇以非法经营罪追诉组织围标者的,应正面提出此点。
6.6其他伴随风险
虚开发票(围标资金走账、陪标费入账)、串通投标后偷工减料引发的工程质量犯罪、招标人一方人员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均应在接案时一并排查,避免辩护方案只盯本罪而漏掉决定总刑期的罪名。
七、共同犯罪与责任分配
 
7.1本罪的共犯结构:必要共犯与主从犯之争
串通行为在结构上是多方合意行为,参与者互为必要共犯。由此产生本罪最具实务价值的争点:陪标方能否一概认定从犯?北京高院2026年典型案例(管某、赵某案)给出否定回答:二人为"职业化陪标",分别参与陪标4次、6次,涉及中标金额900余万元、1600余万元,法院明确陪标系串通投标的必要共同犯罪、并非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均判处实刑并处罚金。
该裁判观点的射程应作限缩理解:它针对的是职业化、多次、明知且积极参与报价安排的陪标者。对下列陪标者,从犯抗辩仍然成立且应当坚持:(一)一次性、被动应邀参与,未参与报价决策;(二)未分赃或仅收取象征性费用;(三)对整体串通规模不知情;(四)中途退出或未实际提交有效投标文件。辩护策略上,应把个案事实与"职业陪标"画像逐项切割,并援引建瓯案的对照—该案陪标组织中的王某乙即被认定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说明同一裁判体系内从犯认定并未关闭。
7.2各类参与者的地位认定
•组织者、操盘者:发起合意、联络各方、归集保证金、决定报价梯度、分配利益者,为主犯。职业围标团伙的操盘者(德州案中的咨询公司负责人李某丞、高某)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单位另判罚金10万元。

•招标人内应:泄露标底、量身定做条件、授意修改文件的招标人一方人员,是第二款行为的正犯或共同正犯,而非帮助犯;其地位认定结合职权作用大小,负责人通常为主犯。
•出借资质方:关键在于对"串通"合意的明知。明知借用人将以多家资质围标仍出借、并配合盖章、派员出场的,构成共犯,按作用认定主从;仅出借收取管理费(挂靠费)、对具体项目的串通安排不知情的,原则上止于行政责任(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出让、出租资格、资质证书供他人投标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才追究刑责)。"明知"的证明是此类案件的攻防焦点,辩方应审查借用人与出借方之间的沟通记录、费用异常(远超正常管理费的收费可反向印证明知)、是否参与投标文件制作等指标。
•陪标方:见7.1。
•代理机构人员:可独立构成本罪主体(见3.3),但多属受招标人指示行事,作用相对次要,北京金某、周某案二人均获缓刑,可作为地位与量刑论证的参照。
•标书制作人、保证金代付人、CA锁保管人等边缘参与者:其行为多系"视为串通"情形的外观制造者,是否入罪取决于对串通目的的明知与参与深度,仅提供通用技术服务、按件收费且不知用途的,不应入罪。
7.3单位犯罪与责任人员范围
单位犯罪双罚(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实务要点:
1.单位意志与利益归属:以单位名义、经单位决策程序、利益归单位的,认定单位犯罪;个人借单位名义实施、利益归个人(如负责人以公司资质围标、中标利益体外循环)的,应按个人犯罪处理,避免单位被不当牵连或个人借单位外壳稀释责任—两个方向均有辩护价值,取决于代理立场。
2.责任人员范围: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决策、批准、组织实施及具体执行且起较大作用的人员。与投标业务无关的高管、挂名法定代表人、未参与决策的股东,
不应纳入。北京甲公司案即对单位与李某某、韩某某双罚,并与另案犯罪并罚,可作范围认定的参照(与串通行为无具体关联的人员未被追责)。
3.单位罚金与个人罚金的并行:单位被判罚金不替代个人刑责;德州案中单位罚金10万元、两名责任人员各判实刑并罚金2万元。

八、证据认定实务
 
8.1证据结构:客观同一性证据+合意证据
本罪案件的证据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监督部门、交易平台在监管中发现并移送的客观同一性证据;二是侦查机关收集的合意证据(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资金往来)。定罪要求二者结合:仅有同一性外观、无合意证据的案件,是辩护的主战场。
8.2"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形清单及其刑事法定位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来源:实施条例全文,本研究已逐字核对)
政府采购领域,财政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七条亦列有内容近似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情形,并补充了电子招投标场景的识别指标(该条细节未逐字核对原文,引用时以正式文本为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则以"恶意串通"的七种情形作实体列举。
实务识别指标在电子招投标环境下进一步扩展为:同一IP地址、同一MAC地址或硬盘序列号("机器码")上传投标文件;同一电子设备编制、打印投标文件;CA数字证书交叉使用;投标联系人、项目管理成员交叉任职;投标保证金同源(同一账户转出或资金闭环回流);报价呈等差、等比等规律性差异;投标文件内容雷同、错误雷同乃至相互混装。
刑事法定位必须讲清:"视为"是行政法上的推定技术,其功能是在行政监管中降低执法机关的证明负担;刑事诉讼中不存在以行政推定替代证明的规则,定罪仍适用"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行政机关依据单一技术指标作出的串通认定,在刑事程序中仅属待质证的证据材料,且已有行政诉讼判例撤销仅凭机器码一致等单一指标作出的行政处罚(据律所文章对相关行政判例与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典型案例的转述:认定串通应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合意,不得仅凭单一客观指标

定案;该转述未核对判决原文,引用时请注意)。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高于行政案件,此理更应贯彻。
8.3常见同一性指标的替代解释(辩护清单)
每一项同一性指标均有正当解释的可能,辩护应逐项核查、逐项给出替代解释:
•同一IP上传: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代理机构常统一代为上传,或多家投标人共用代理机构办公网络、经同一NAT出口上网,IP地址相同与串通无必然联系;应调取平台后台日志核查登录账号、操作时间与数字证书使用记录,而非止步于IP比对结论。
•机器码一致:同一标书制作机构、打印店的设备为多家投标人提供通用制作服务时必然出现;且机器码采集口径(网卡、硬盘、CPU序列号的组合方式)由平台软件定义,不同软件结论可能相左,应要求控方出示采集方法与原始数据。
•保证金同源:集团资金池统一调度、母公司为子公司代付、财务公司统一支付等正当情形普遍存在于关联企业之间;同源仅证明资金关系,合意的证明仍需补强。
•报价规律性差异:采用同一定额、同一造价软件、同一地区信息价的投标人,报价天然接近或呈规律性;"规律性"本身缺乏量化标准,控方以此入罪的,应要求其说明规律的统计显著性及排除巧合的方法。
•文件雷同、错误雷同:招标文件提供统一模板、格式文本时雷同不可避免;错误雷同(如同一错别字、同一计算错误)的证明力相对较强,但仍须排除同源模板、同源咨询的可能。
8.4行政认定结论与证据转化
•行政认定结论的效力:行政机关的串通投标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不预断刑事责任,法院应独立审查;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认定对刑事审判无既判力。
•证据转化:依《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言词证据(询问笔录等)原则上应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辩护应逐项审查移送证据的种类归属,对以行政询问笔录直接充当证人证言使用的,提出排除或要求证人出庭。

•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调取平台数据的手续、提取笔录、完整性校验(哈希值)、原始存储介质封存情况;数据由交易平台单方出具"情况说明"而无原始日志附卷的,应申请调取原始数据并质证其生成过程。
•鉴定意见:损失、违法所得类司法会计鉴定的检材完整性、基准假设(见5.3),是质证重点。
 
九、量刑与从宽
 
9.1法定刑与量刑细则的实情
本罪法定刑单一档: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无量刑升档。经检索,现行规范中没有针对本罪的统一量刑数额细则:两高《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21年)所列常见犯罪未涵盖串通投标罪;本研究亦未检索到省级法院就本罪制定专门量刑实施细则的明文(包括广东省)。实务量刑主要依情节裁量:中标金额、违法所得、参与次数、主从地位、自首坦白、退缴情况综合衡量。裁判样本显示,实刑多在一年六个月以下,组织者、职业陪标者偏高,边缘参与者多见缓刑。
9.2罚金
刑法仅规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无金额、无比例。公开案例的罚金样本:建瓯案主犯罚金1.5万元、从犯1万元;德州案单位罚金10万元、个人罚金各2万元;涉案金额以亿计的案件中,个人罚金亦未与中标金额挂钩(数罪并罚案件的总罚金如62万元者,系含受贿、诈骗等罪的合并结果,不可直接比照本罪)。对单位的罚金同样无法定标准。辩护方法:系统检索同类判决(同地区、同量级、同地位)构建罚金参照系,主张罚金与违法所得、退缴情况相协调,避免"退缴违法所得+高额罚金+没收"叠加后实质超出责任范围。
9.3从宽情节的实务组合
•自首:本罪案发多源于行政监管移送与举报,行为人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事实的,应固定自首证据(投案时间、方式、供述稳定性)。建瓯案二被告均因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获缓刑。
•坦白与认罪认罚:认罪认罚从宽在本罪适用率高,谈判筹码包括数额口径(违法所得的构成、中标金额的累计范围)、主从犯地位与罚金数额,应在签署具结书前一并谈定。

•退缴违法所得、赔偿损失:退缴串通对价、赔偿招标人重新招标损失,是缓刑与相对不起诉的重要条件;注意退缴对象与金额须与违法所得认定口径一致,避免超额退缴后又被计入量刑基数。
•缓刑条件:初犯、从犯、自首或坦白、退缴、未造成实际损失等组合下缓刑常见;职业化、多次、多项目、组织他人者缓刑空间小。
9.4情节轻微不起诉与行刑反向衔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相对不起诉,在本罪中有真实适用空间,典型情形:
未中标且未造成损失、仅参与个别项目、从犯地位明显、初犯且主动退缴。2023年最高检部署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后,不起诉案件将依法移送行政机关处理—当事人须被明确告知:不起诉不等于无责任,其后仍可能面临中标项目金额(或采购金额)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十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一至二年(政府采购一至三年)资格罚与信用惩戒记录;若2026年修订草案通过,罚款比例将大幅上调(见第十二部分),不起诉后的行政责任预期须按行为时法律与从旧兼从轻原则评估。
9.5企业合规
单位犯罪案件可结合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申请合规整改与合规考察,争取不起诉或从宽处理。串通投标单位犯罪是合规整改的常见适用类型,整改要点通常包括:投标业务流程再造、保证金与资金支付内控、标书制作与CA证书管理、经销商与分公司投标授权管理、历史项目自查。申请时机宜在审查起诉阶段尽早提出,并同步论证单位与责任人员责任的切割。
十、分阶段辩护要点清单
 
10.1通用出罪路径(全程适用)
1.无意思联络:无合意证据,仅有报价接近、同一性外观等间接指标—主攻合意证明缺失(见第八部分替代解释清单)。
2.未达任一立案通道:六项逐项拆解—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与归属、违法所得的构成、中标金额的累计范围、"非法手段"的同类解释限缩、再犯通道的前置处罚核查。
3.项目与主体:项目未采用招标程序(一般比价、议价);行为人不具投标人、招标人身份且非适格共犯;出借资质方、服务方对串通不具有明知。

4.行政推定的刑事法阻却: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视为串通"不得直接移作刑事定罪依据。
5.追诉时效:本罪法定最高刑三年,依《刑法》第八十七条追诉时效为五年,自犯罪之日起算;连续、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专项治理倒查的存量案件,应逐项核算时效届满点,区分单次行为与连续行为,防止以"系列案件"笼统拉长时效。
10.2侦查阶段
•会见第一时间确认控方入罪通道(数额/手段/再犯)与数额口径,围绕该通道核对事实,而非泛泛否认。
•取保候审:本罪为轻罪,结合无社会危险性(固定住所、单位经营需要、无再犯可能)、从犯地位、主动退缴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固定自首、主动投案的时间线证据;组织当事人保存投标决策独立性的原始材料(内部审批、造价测算底稿、独立询价记录)。
•对电子数据、资金流水的调取范围与程序提出意见;单位案件同步启动单位、个人责任切割的证据准备。
10.3审查起诉阶段
•申请调取交易平台原始数据(后台日志、机器码采集记录)、行政案卷全卷,核查行政证据的转化合法性。
•对损失、违法所得鉴定提出重新鉴定或专家辅助人意见;对中标金额累计口径提出逐项评价意见。
•争取相对不起诉(情节轻微型)或合规整改考察;羁押案件同步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
•认罪认罚谈判:将数额口径、主从犯地位、罚金数额、缓刑建议一并纳入具结内容,避免只签"认事实"而量刑另议。
10.4审判阶段
•证据同一性质证:逐项落实第八部分替代解释,要求控方就IP、机器码、保证金同源等指标出示原始数据与采集方法。

•主从犯之争:对抗"必要共犯即非从犯"的概括论证,以参与次数、报价决策参与度、分赃情况、知情范围作个案化切割(对照职业陪标画像)。
•数额辩护:逐项扣减—未中标项目剔除出中标金额、利润说违法所得还原为对价口径、损失鉴定的基准与假设攻击。
•罚金辩护:提交同类判决罚金参照系;缓刑条件打造:退缴凭证、损失赔偿、社区矫正评估、企业合规整改报告。
十一、典型案例与裁判趋势
 
说明:典型案例由发布机关以案例形式公布,通常不公布裁判案号,本报告如实标注来源层级,不编造案号。
11.1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典型案例(2025年5月发布,共六件,据《人民法院报》2025年5月20日刊载)
1.王某甲、王某乙案(福建建瓯):村集体茶山经营管理权招标,王某甲以13家主体名义报名,开标现场言语威胁投标人并支付陪标费1.6万元,中标价35.5万元。依立案标准"非法手段"通道入罪;王某甲为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罚金1.5万元;王某乙为从犯,判处七个月、缓刑一年、罚金1万元;二人均有自首情节。本案确立三个参照点:非依法必须招标的集体资产招标可入罪;小额项目可依手段通道入罪;陪标者可认定从犯。
2.李某琼案(湖南新宁):县级医院院长利用职务量身定制招标参数、组织围标,中标合同标的823万元,另受贿891万余元、诈骗844万余元;有立功、坦白、退缴情节,串通投标与受贿、诈骗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罚金62万元。
3.袁某、赵某案(云南富宁):串通投标卖标,标费400万元,中标金额6565万余元;袁某另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罚金15万元。
4.王某案(天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公司印章、居民身份证及虚假社保单据配合投标,中标846万余元,串通投标与伪造类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5.另两件分别涉及操纵评标专家评分数据、招标人一方人员收受贿赂292万元组织串通等情形(细节据报载转述,未逐一核对)。

11.2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典型案例(2023年11月3日发布,共五件)
分别为:A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陈某等30人串通投标案;傅某某、徐某某等7人串通投标案;陈某某、李某等15人串通投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J公司、W公司、Y公司、洪某某等5人串通投标案;陈某某、邱某某等9人串通投标案。(案例名单据最高检发布及律所转述)其发布导向在于全链条打击、行刑衔接与对涉案企业的依法从宽、企业合规治理并重。
11.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串通投标典型案例(2026年10月10日发布,共五篇,据京报网、"京法网事"报道)
1.常某某案:国家工作人员与投标人串通,透露消息、修改参数,中标金额7亿余元,另受贿700余万元,串通投标与受贿数罪并罚。
2.管某、赵某案:职业化陪标,分别参与4次、6次,涉及中标金额900余万元、1600余万元;法院明确陪标系必要共犯、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均判实刑并罚金(本报告7.1的裁判观点出处)。
3.金某、周某案:招标代理机构员工受招标人指示协助串通,代理费分别为20余万元、6万余元,确认代理机构人员可独立构成本罪主体,二人判处缓刑。
4.甲公司、李某某、韩某某案:单位犯罪双罚,单次中标4亿余元,系列串通中标20亿余元,并与另案犯罪数罪并罚。
5.第五篇细节,公开报道未完整披露,此处不赘述、不推测。
 
11.4地方通报案例
山东德州:2023年至2025年间,当地某经济咨询公司李某丞、高某组织租借资质、制作标书、提供围标全流程服务,涉案金额3.7亿余元;2026年3月30日,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二人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2万元,单位罚金10万元。(据德州市发展改革委、德州市公安局2026年7月22日通报之公开转述)
11.5裁判趋势归纳

1.全链条、团伙化打击:组织者、招标内应、陪标圈、代理、评委一并追责,单案被告人、单位数量大(最高检案例中11家企业30人)。
2.与贿赂犯罪并罚成常态,总刑期由伴随罪名决定,本罪在并罚结构中多为"入口罪名"。
3.职业陪标的从犯空间收窄,但一次性、被动参与者的从犯认定未被关闭(建瓯案与北京案的对照即为界线)。
4.单位双罚与责任人员并罚并行,责任人员范围以实际决策、执行者为限。
5.大数据线索成为主要案源:机器码、IP、保证金同源等平台监测数据触发行政核查并移送刑事,证据辩护的重心随之转向同一性指标的替代解释与数据取证合法性。
6.自首、退缴对缓刑的影响显著,认罪认罚适用率高;巨额中标金额案件的刑期仍受三年上限约束,量刑分化主要体现在是否缓刑与罚金高低。
十二、最新政策动态(截至2026年10月23日)
 
12.1制度供给:国办发〔2024〕21号与配套规则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确立本轮改革框架: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推进评定分离、远程异地评标、暗标评审、数字证书(CA)全国互认,并明确加快推动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修订。(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转载,本研究已核对)
《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第16号令,2024年3月25日公布,2024年5月1日施行):五章二十二条,围绕招标人自主权、市场准入、标准招标文件、定标、信用评价等设定四十余项审查标准,未经公平竞争审查或经审查存在排除、限制竞争情形的政策措施不得出台。对辩护的意义在于:招标文件中的排他性条件若源于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的地方政策,可作为"量身定做"归责于投标人一方的阻却素材,并用于审查招标条件合法性的行政争议。
12.2专项治理纵深
•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署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将投标人相互串通、与招标人或代理机构串通列为整治重点(通知全文已核对)。

•2023年8月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部署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围标串标、"黄牛""黑中介"、评标专家违规为整治重点(据公开报道,本研究未逐字核对治理通知原文)。
•监管数据(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及《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的公开报道):2024年全国集中清退违法评标专家3.4万名,2025年再清退5000余名,累计约3.9万名;各地公开曝光串通投标案件1100余件。对办案的直接影响是存量案件倒查—历史项目的投标数据、评标记录被批量筛查,追诉时效与立案标准的时间适用(见2.3第5点、10.1第5点)成为高频争点。
12.3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2025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于2025年10月印发《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据公开报道及全文转载):要求招标人对定标活动全过程记录、可追溯管理,中标候选人公示前审查评标报告并组织核验,对招标投标活动全过程公平性自查;招标投标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15年。其刑事程序意义在于:招标人一侧的留痕义务显著加重,未来案件中招标人内应的行为证据将更完整,相应地,辩方调取招标人内部审批、定标记录的证据申请也有了更明确的规范抓手。
12.4修法进展:两法修订草案初次审议(2026年6月)
2026年6月23日,《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同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此前已将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列入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共6章79条。与本罪直接相关的要点(据中新社2026年6月23日报道及公开的草案分析):
1.行政罚款大幅提高:串通投标、行贿谋取中标、违规转让中标项目等行为的罚款,拟由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十提高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
2.资格罚加重:对责任人员增设一定年限直至终身禁业的资格罚;
3.全程留痕:招标投标资料保存至少15年、定标全过程记录可追溯拟入法;
4.公平竞争入法:总则禁止以所有制、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歧视投标人,政策出台须经公平竞争审查;
5.评标规则调整:限缩最低投标价法适用,投标人对异常低价不能证明合理性的应否决其投标;

6.电子化与智能监管:推广全流程电子招标投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加强监管—同一性数据的监测与移送将进一步常态化。
辩护提示:(一)草案尚在审议,现行案件仍适用现行招标投标法与刑法,本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不在本次两部法律修订范围之内,其构成与刑罚的变动须待刑法修正程序,勿向当事人作"223条将修改"的预期;(二)行政罚款比例若通过,将根本改变行刑反向衔接的责任量级,当前办理可能以不起诉结案的案件时,应把"不起诉后行政责任"的测算纳入整体方案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三)资料保存15年与定标可追溯若入法,存量案件的证据留存期间拉长,与五年追诉时效的衔接争议将增多。
附:主要来源与核对说明
 
已核对全文或权威全文转载的规范: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一条;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八条及附则第八十一条至第八十五条(最高检、公安部通知全文,北交所网站转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全文);《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条例全文转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七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新华网授权发布全文);国办发〔2024〕21号(中国政府网全文);《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八部门第16号令,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官网全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0年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通知(全文转载)。
未核对原文、本报告已就地标注的事项:2010年《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的具体表述与数额(据多家律所文章与学术论文转述,数字多源一致);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七条细节;2023年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通知原文;最高法、最高检、北京高院典型案例的个案细节(据《人民法院报》、京报网、最高检发布转述及律所文章,典型案例本身不公布案号);德州案细节(据德州市发展改革委、公安局通报之转述);评标专家清退、案件曝光数量(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会及报告的公开报道)。
查无明文、如实说明的事项:本罪无全国统一量刑数额细则;罚金无法定计算公式;"数额特别巨大"对本罪无意义(本罪无升档);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无统一规范,明文标准缺位本身即是数额辩护的论证资源。
本报告为内部研究成果,供办案参考;个案适用请结合全卷证据与最新规范复核。报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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